由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理论研讨会9月9日召开，会议宣布与财新智库签订战略合作意向书，共同进行大宗商品和期货方面的研究以及人才培养。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常清在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期货市场最早的历史使命是建立统一合理的商品价格体系，在建设前期充分享受了后发型优势，借鉴了前人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就出现了后发劣势，即这么多年中国的期货市场光有量的发展、没有定价权。
常清，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之一，1985~1993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价格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参与了中国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和价格体制改革方案设计；1988年开始期货市场研究，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秘书长，负责中国期货市场早期试点工作，1993年下海创办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2000年12月当选为中国期货协会副会长，2005年至今执教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党剑称，中国期货市场按照功能发挥阶段来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一是八十年代初期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副产品过剩阶段；二是“十三大”经济体制改革后，所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对原材料价格开始重视；三是上个世纪中期中国企业开始在境外寻找资源和销售渠道；四是对外投资逐步加大，部分产品和消费品进口量或消费量全球排名居前。
“这四个阶段伴随中国期货市场成长发展，但无论商品期货还是金融期货，它的长期功能不应该局限在套期保值或者风险管理，某种程度上应该成为中国金融体系广度和弹性建设的组成部分。”党剑称。
“我这几年做期货发现一个问题，微观企业市场经营活动中生产要素取得比较容易，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么管理好原材料产品价格波动，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大连商品交易所党委书记、理事长李正强指出，靠保险来管理价格波动仅适用于个别领域如自然灾害保险，最终还是要靠期货市场的发展，期货市场有标准化合约交易、公开透明的交易价格，能够大大削弱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期货与证券研究所所长胡俞越在谈及“一带一路”和大宗商品定价权关系时表示，大宗商品定价权说到底就两个关键点，一是以什么货币定价，二是给什么商品定价。“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就是要把中国从贸易大国转型为投资大国或者商品、资本输出国。
“期待未来我们能在黑色系产品中获得一定的定价权，辐射‘一带一路’战略。”常清称。
近年来，资本市场对期货市场的发展尤其是股指期货存在一定误解。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证券期货研究所长贺强表示，2015年股灾时期很多投资者将怨气发泄在股指期货上，实际上股灾的发生跟股指期货市场没有关系，首先股指期货规模很小，没那么做空力量，其次股指期货投资者其实是盯着现货市场价格波动来做决策的，股指期货价值发现的功能都没有真正显示。
“股灾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大量不合理的场外资金加杠杆通过配资、股权类伞形信托等渠道入市。资金的来源是什么？大部分是银行理财资金。高杠杆给股市带来了暴涨暴跌，使股票现货市场附加了期货市场的高杠杆性质。要想使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监管层需要加强对入市资金进行深入监管。”贺强称。
贺强认为，目前“一行三会”之上成立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它们之间如何协调等问题估计要等到明年“两会”之后重新明确相关职能和权责。中国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发展历史差不多，在经济调结构的历史进程中，解决金融领域资金泛滥、实体经济资金缺乏的矛盾，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引导资金去该去的地方，都需要发展证券期货市场。
在谈及和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初衷时，财新智库执行总裁、财新传媒副总裁高尔基表示，财新智库定位是新经济时代数据工具制造商，过去两年进行了一系列的布局，比如2016年3月财新智库与大数据公司BBD、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合作推出新经济指数，2017年3月财新智库和国家气候中心共同推出中国气候指数、农产品产量指数，旨在利用1960年至今50多年的气候数据提高对未来气候的预测能力，推广在保险、期货、物流等经济领域进行更多应用，希望这些研究（包括未来和中国农大开展的工作）“能够为金融市场提供基础设施研究的底层作用，以此为方向，我们希望利用手头的数据研究能力协力推动中国定价中心的战略地位建设。”
2017年0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