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智库高级顾问朱小黄:“新父爱主义”与流氓企业

在当代中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远比纯计划经济体制下更复杂。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参与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作为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常常按受益程度决定同各个企业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公权力影响下的家族网络,所有的企业无论国企民企都在这个网络中生存,只是与政府的关系亲疏远近有所差异而已。政府像一个大家长,随时检视成员的状态,拿出利益标尺衡量企业的各种行为是否对自己有利,不利的会驱逐,有利的会保护。根源于此,越是追求高额利润非市场收益和暴利的企业,就越会讨好政府为其多做贡献,就能更多地受到政府的保护。我们把这种状况冠之以“新父爱主义”。正是在这种保护中,流氓企业越来越多。  

流氓企业的横行,直接导致各种监管部门的实质性破产,即在实际作用和公信力上都失去效能。  

“新父爱主义”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远不止资本归属关系那么简单:  

首先,国有企业由于资本归属于政府,当然在融资、产品销售、产品准入、生产流程监管、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等各方面受到政府的有形和无形的关爱。产品质量出了问题,当地政府常常第一时间站出来声明是个别现象特殊原因等,为企业背书,无论这问题对大众损害有多大,地方政府祭出维稳的盾牌,上级部门往往王顾左右,不了了之。  

其次,民营企业中的纳税大户也是地方政府的肚腩,是肥厚脂肪所在。虽然比不上国企这样的嫡系正宗,但因为有较大贡献,也能在政府那里争取到庶出亲生的地位。在融资、批项目、造气势、跑京城各方面都会得到政府的帮助站台。弄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政府也会尽力遮盖,为其推诿背书。日子久了,这些企业难免骄娇二气,老虎屁股摸不得,生出匪气,常常用拙劣的理由掩饰或粉饰铁一般的负面事实,从而演化成以势压人的流氓企业。  

再次,中小企业主中一些在人际关系中有特殊背景的人物,纵横捭阖,上下其手,朝野通吃,能融到资,能办成事,也能铲事平事,消祸减灾。有些人卖假货、偷工减料、做山寨产品、甚或走私贩货,偷税漏税,胆大包天,但因其在客观上成为地方政府的私生子,却也能化解风险,平步一方。  

其他自行创业谋生的中小企业则只能生活在夹缝和运气当中,随时成为地方政府各种专项整治、严格监管、着重打击之类活动的或然性对象。  

“新父爱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现象: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而确立的标准来衡量社会经济组织与自己的亲疏关系,根据这种关系决定利用其行政资源对这些经济组织的保护程度。这类似于一个大家族中的家长与其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新父爱主义”呵护下的企业或多或少会沾染上一些流氓习气。但这并不能责怪企业。就像孩子成长中的问题不能怪孩子一样。  

“新父爱主义”的根子在政府过度介入经济交易,过深地参与市场社会的利益博弈。  

但是要改变的不是“儿子”们,而是要在经济社会中去父亲化,去父亲化才是解决“父爱主义”问题的关键。所谓去父亲化,就是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力量对经济资源的配置,最大限度发挥市场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既要去行政化,更要约束各级政府行政权力。因此,政府不能以收税为施政目标,地方政府的权力要受制衡,不能层层都是无限政府。否则,“父爱主义”泛滥,流氓企业横行就不可避免。

本文作者朱小黄博士,财新智库高级顾问,经济学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会长;原中国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副行长,原中信银行行长、中信集团监事长。著有《远离冰山》、《价值银行》、《财富信仰》、《临渊结网》、《中国债务拐点研究》等专著和文集。作为学术委员会主席,负责惟道风险研究院、深圳大学风险研究中心、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撰写的蒙格斯系列报告。蒙格斯报告,致力于中国宏观经济拐点研究,建立风险预警体系;以经济理论、拐点思想、数据分析和计算模型为导向。  

2018年,蒙格斯发布蒙格斯报告之四《中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黄金比例研究》,报告在分析虚拟经济总量的变化情况的基础上,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标准,计算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黄金比例,并且通过滤波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虚拟经济体对实体经济(工业增加值)影响最大的各项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黄金比例为16.7,而自2009年开始,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已经不在合理区间了,这有可能较大程度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副作用。  

《中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黄金比例研究》——政策建议部分  

1. 积极调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积极鼓励和发展实体经济  

目前,我国的虚拟经济规模已远超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已经对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产生负面效应。为了更好的管控债务这种虚拟经济,建议提高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准入条件,保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步伐协调,避免流动性过多滞留在虚拟经济领域,精准、高效地将资金引导至实体经济领域。  

在虚拟经济方面,一要提高金融机构设立条件和资本市场的准入门槛,规范金融市场发展秩序,强化准入标准在产品设计、风险控制、资本约束、从业经验和技术运用等方面的政策要求,必要时可以采用牌照监管方式提高准入条件;二是深刻认识金融创新的实质,要以是否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率,降低金融和系统性风险为出发点,回归金融创新的本质要求,对于P2P、众筹等所谓的通道型、复制型金融创新要及时稳妥治理和规范;三是对于银行业等风险管理较为规范机构,要由业务监管向资本监管转变,进一步强化资本监管,在资本约束下,倒逼和鼓励商业银行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和精细化水平,助推银行机构向低资本消耗的模式转型。 在实体经济方面,一方面要加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力度,逐步提升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对实体经济的贡献。另一方面则是注重将虚拟经济作为支撑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防止以规避监管为目的和脱离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新”。  

2. 将债务规模控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整的工作重点,从整体上控制中国全社会债务水平  

一方面,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对当前我国全社会债务规模进行管控,使其在长期中收敛并稳定在最优债务水平上,使得中国全社会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的表现相对应,促进债务余额的增长速度和经济的宏观数值的变动速度保持协调。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发生的债务,应当通过缓慢吸收的方式逐步缓解债务还款付息压力,直至经济主体运行稳健。同时,除了通过加大监管来帮助企业和政府建立合理的债务管理体系外,还应该加大对债务知识以及债务杠杆风险的宣传。通过普及金融知识,帮助债务主体建立合理使用债务的理念,使债务市场有序而理性的发展。  

3. 采用效应拐点理论,将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由规模调控向效应调控转变  

任何事物发展都遵循从量变到质变、渐变与突变的过程与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一个客观上的“拐点”,它充分反映了从渐变到突变时事物本质的变化。债务问题方面,债务规模的扩张和杠杆率提升,能够带来资本流通的加速,促进经济发展,但是随着规模效应的边际递减,过于依赖债务规模扩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逐步降低,在突破效应拐点后,将打破经济发展的良性结构,规模的继续增长将威胁全社会的宏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于虚拟经济问题的问题,也存在上述的效应理论。因此,建议采用效应拐点经济学理论,动态调整宏观经济调控标准,由过去的规模增长目标调整为效应增长,由追求规模的最大向效应的最高转变。  

本文来源: 蒙格斯报告公众号,蒙格斯报告更多详细信息及报告原文敬请关注https://www.mongoose-report.com/  

2018年0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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